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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航:出门就被抓,进门却变成政府座上宾

2016年09月22日54

“现在,共享经济涉及打车、租房、私厨等多个领域,门类很广,有的是合法的,有的是不合法的,那么,究竟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有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是不是只要动了政府的奶酪,或者得罪了强势的利益集团,就不合法了?像滴滴打车这种,本来是不合法的,但因为快速积累了规模庞大的用户,因而,可以‘挟用户以令政府’,进而取得合法地位?”

在上个月的亚布力企业家论坛2016夏季峰会上,我向易到打车创始人周航抛出了这个问题。周航的回答颇具戏剧性:

“在网络约车领域,出现了两种冲突,既有出租车和专车之间的冲突,也有监管机构和新业态之间的冲突。在这中间,还呈现了一个很荒诞的现象——一方面,出门就被抓,另一方面,进门就成为政府座上宾,把我们树立为创业创新的代表。而出租车司机呢,昨天刚刚把专车司机打了个血淋淋,今天,他就不开出租车,转身开专车去了。所以,我们是在‘冒着炮火前进’,边冲突边前进。”

滴滴和uber等专车司机“出门就被抓”,早已不是新鲜事,很多专车司机由于害怕被抓,都不敢轻易去车站等敏感地带。而“进门就成为政府座上宾”,也有不少例证:

易到打车创始人周航

2015年,滴滴打车尚未取得合法地位,但在2015年下半年,滴滴CEO程维却在多个高规格会议中密集获得中央高层接见。9月初,程维作为达沃斯论坛最年轻的轮值主席,进行了“共享经济让交通资源发挥到极致”的主题演讲,并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9月23日,习近平在西雅图出席中美互联网论坛,程维作为最年轻的中美两国30位商界顶级领袖获得接见;12月11日,在乌镇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滴滴成为最年轻的参会企业。

周航所说的“出门就被抓,进门就成为政府座上宾”,固然没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被抓的,都是一个一个具体的小司机,而不是平台的运营者;但成为政府座上宾、风光无限的,却不是小司机,而是平台的运营者。

不表态,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周航还提到了监管经济牵扯到的法律问题。“在西方国家,法无禁止即可行,但是在中国却是只有法律明确规定了你可以干,你才能干。现在,面对这些新鲜事物,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如果完全按照现有法律去做的话,你会发现,好多事情都没法做、我们根本就无法创业。对我们这些顶着炮火前进的创业者来说,坚持的动力,来源于我们心中有一个价值观,我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有意义的。”

小猪短租创始人陈驰偶尔也参加政府的讨论,他也是“政府的座上宾”。“很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跟政府谈的时候,有政府官员会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像专车那样问政府是否合法,一问,就麻烦了,你很难适应这个监管。监管条款一来,小猪短租上的房东都得把房子公布出来,他还要去找消防部门、卫生部门盖章,但这基本上是行不通的。政府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一方面对这个体系中的问题很有洞察力,同时,又在必要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创业者以更多的生存空间。”

对陈驰的这一番话,周航很有共鸣:“早年间,我们也是傻乎乎的,急着跟政府沟通,‘这个事是好事,绿色出行,是不是支持我们一下?’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官员,在内心里很支持我们,但他又不方便表态,于是便说:‘我们现在对你最大的支持就是不表态,如果指望表态一定是表一个对你不利的态度’。”

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车辆、司机

2015年11月,在中央网信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滴滴副总裁王欣说,目前,整个管理体制,还是滞后于创新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一种旧的体制来管理创新。

“举个例子说,现在专车平台上75%的司机是兼职,但若依交通部的管理办法,不管是兼职、全职必须按照全职进行事前审批,甚至要签订劳动合同,如此一来兼职经济所代表的分享经济的特点完全消失殆尽了。分享经济的特点是碎片化资源的使用。这样一种碎片化的资源,如果完全按照以前的管理方式,比如出租车的管理方式,要求强制八年报废,就丧失了分享经济的优势,使分享经济的门槛变得非常高。”因此,王欣呼吁,分享经济需要全新的管理体制,特别是从创新、鼓励的角度来监管这一行业。

周航也坦言,在他看来,任何行业都需要监管,但关键是怎么监管、谁来监管。“监管对象就一定是从业者,监管者自然而然就应该是政府?其实,如果有行业协会,对行业的自律可能是更合理的方式。”

陈驰则发现,政府官员已经开始探讨社会化的管理方式。“原来是政府管理千头万绪,现在,是逐渐将权限下沉到平台企业。平台的运营者最怕出事,因此,他们最有动力把内部监管做好。过去十几年互联网的健康发展,平台本身的监管起到了很大作用。”

2015年10月,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滴滴出行政府关系副总裁王欣、海易出行总经理何鹏飞曾做客《新华访谈》,对专车发展建言献策。“政府管平台,平台管车辆、司机。”当时,薛兆丰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政府直接管车辆,那它就变成一个巨大的、庞大的出租车公司;但当平台有积极性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遇到具体案子,还应该让事故部门去调查,分清责任,分清以后,相应各方分担当中的赔偿和责任。”

在访谈中,王欣称,为了让乘客和司机,甚至让第三方能够体验更好,在专车出现交通事故后,滴滴会对乘客实行先行赔付机制,然后再来通过其他手段解决谁负主要责任的问题。事先监督总要比事后追责来得容易一些。因此,滴滴承诺,每个车辆或者每个司机是不是能够进入平台,是不是适合提供服务,由平台来负主要责任。“国家把权限下放,我们也承担这些责任,和政府一起,起到监管行业的作用,保证消费者的安全。”

PP租车曾出现过车主的车被异地非法抵押等案例,但在出现漏洞和问题后,PP租车及时完善了风控体系。目前,PP租车选择的是实名认证的注册会员制。注册时,需要提供身份证信息和驾照信息,并对接公安、交管部门信息系统进行验证,租客驾照必须是满6个月、扣分不超过9分,且近3年中没有酒后驾驶、危险驾驶的前科、没有被暂停驾照的经历。

小猪短租也在发展早期,扩张过快,大量二手房东和中介涌入平台,虽然带来了流量,却损害了品牌并影响了用户体验。其后,小猪短租减缓了发展速度,不仅对房东进行严格审核,而且也开始建立用户的信用档案。

“当每个人的行为都可以被追溯,陌生人间的交易交往就变得自然可信。”陈驰说,建立完整的个人交易信用和风控体系,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就像犯罪案件会推动法律的修正完善一样,信用危机事件也会促进共享经济平台更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