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務大數據
❶ 李仁良潛逃澳大利亞十八年落網 相關新聞報道
是「謝仁良」
商人騙上海財政局下屬公司9千萬元 外逃18年落網
2015-06-20 09:49:42 | 來源：人民網 | 編輯：李澎 |
原標題：商人騙上海財政局下屬公司9千萬元 外逃18年落網
從2014年7月以來，「獵狐」行動已經進行兩輪。2015年4月，「天網」行動拉開序幕。
這兩個以海外追逃追贓為目的的行動，到現在已將近1000犯罪嫌疑人「獵」回國內。如何捕獵？這其中有何故事和背景？未來如何？
故事——
潛逃異國他鄉
狐狸終究落網
外逃的「狐狸」犯的事兒可能具有類似之處，但他們落網的方式卻各有不同。
今年3月，一名潛逃18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在上海落網，而網住他靠的是新技術：人臉識別與大數據。
1997年，一個名為「謝仁良」的商人攜9000多萬元的巨款潛逃。資金的來源則是騙取上海市財政局下屬證券公司所得。案發兩天後，上海警方即立案偵查並開始網上追逃，但多年始終無果。
18年後的3月2日，上海警方得到邊檢部門通報，一個名叫「張健平」的澳大利亞籍華裔近期入境，入住浙江省杭州市一酒店。經人臉識別和大數據分析，此人的面部特徵和其他相關信息均與謝仁良高度吻合。雖然此人對自己的行為以「失憶」為名抵賴，但通過核查隨身物品、DNA生物物證比對等，偵查員確認他就是潛逃18年之久的謝仁良。
與此相類似的是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資公司上海營業部原總經理、「紅色通緝令」上的戴學民。在2001年涉嫌貪污1100萬元出境潛逃後，成功「漂白」身份，取得英國國籍。4月25日，變換身份潛回境內的他在安徽被抓獲，警方透露，其原因也是技術識別。
更多驚心動魄的抓捕發生在境外。
3月25日，潛逃寮國4個多月的天津市國稅局直屬分局原局長龐順喜、天津港保稅區瀚通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原總經理安慧民向中國駐寮國使館自首。讓他們幻想破滅的，正是緝捕工作組布下的天羅地網。
為了抓捕二人，公安部經偵局、天津市紀委、天津市河西區檢察院派出了4人的精幹團隊。3月18日赴寮國之前，他們就篩選出了嫌疑人的可能藏匿地，並與外交部、使館取得聯系。寮國方面也積極合作，指派警察總局刑偵局一名副局長掛帥，抽調警員專門配合此次行動。
數日蹲守，一無所獲。嫌疑人在寮國的寬廣人脈，為他們藏身匿跡提供了保護。
但是，功夫不負有心人。3月23日，此案的一名重要關系人在寮國到越南的公路上被捕。消息傳出，2名嫌犯「慌了」——4個月里頻繁換手機、每天盯著國內新聞看、日夜擔心「國內派人來抓我們」，2人明白，「這事躲不開，遲早會被抓住」，不如主動投案。
於是，就有了25日下午的那一幕。
還有的外逃「狐狸」被以「遣返」或者「異地追訴」的方式追捕。
比如，紅色通緝令上的「二號人物」、「億元股長」李華波，雖然在新加坡「投資移民」，但由於中方提供的證據確鑿，2011年，新加坡檢方以「不誠實接受偷竊財產罪」指控李華波，並將其判處監禁；期滿之後，李華波被遣返回國。
4年前，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中儲糧）周口直屬倉庫原主任喬建軍及其前妻趙世蘭騙取國家糧食款7億多元，攜款數億潛逃美國。目前，他們正面臨著「異地追訴」：趙世蘭已被美國警方拘捕，並被控以移民欺詐、洗黑錢等罪名。2人用於洗錢的資金，則被控與其侵吞的公款有關。
無論自投羅網還是異地抓捕，無論被遣返還是異地追訴，方式的不同根據的是嫌犯所在國的法律和條件不同。相同的只有一點：無論天涯海角，都要被追回來。
面紗——
「獵人」團隊
到底什麼樣
2014年，公安部的「獵狐」專項行動共抓獲680名外逃經濟犯罪人員。其中，公安部「獵狐辦」派出的60多個海外抓捕團隊「無一失手」，均有捷報傳回。
究竟是一支怎樣的團隊，才能取得這樣的傲人記錄？又是怎樣的攻勢，讓外逃異國他鄉的「狐狸」們在見到「獵人」時由衷而無奈地說出「你們可來了」？
「獵狐2015」專項行動辦公室主任、經偵局副局長劉冬介紹說，從2014年到2015年，獵狐行動的專項行動組已經輪換過人馬。不過，這支20多人組成的隊伍依然保持著平均年齡30歲左右的人員構成，甚至吸收進了「90後」的新鮮血液。他們有的是公安部經偵局緝捕偵查隊的隊員，有的則從重點省市選拔而來。
成為「獵人」需要什麼樣的素質？劉冬說，得有「三懂」，還得有「三高」。
所謂「三懂」，指的是懂偵查、懂法律、懂外語——不僅有公安經驗、熟悉案件辦理，而且精通國內外法律、有國際執法合作經歷，並且熟悉外語，可以在國外與人交流。事實上，這支專業的團隊知識背景非常廣闊，很多是碩士以上學歷，同時具備金融、經濟、外語、法律、計算機、企業管理、刑偵等多學科背景。
而「三高」，則指高智商、高情商、高逆商：智商用來應對狡猾的「狐狸」，情商用來與相關國家地區執法部門協作，「逆商」則用來應對各種突發情況和艱難險境。
「當然，還要有說走就走的體力，扛得住熬夜，經得住顛簸。」劉冬說。
最後這條要求非常符合實際——2014年，「獵狐」專項行動組半年之內執行了70多次任務，經常是回國沒幾個小時又有新任務，得出發；三四天往返半個地球，也是常事。「隨時接到電話拎包就去趕國際航班」，是他們的「常態」。
艱苦行程的背後，是如好萊塢大片一般的抓捕。
比如，在抓捕潛逃奈及利亞8年的經濟犯罪嫌疑人時，正值奈及利亞爆發埃博拉疫情。行動組到達後，確實有一名隊員開始發高燒。所幸的是經過診斷，他所患的是瘧疾而非埃博拉。為了不掉隊，患病隊員一直在房間樓道里跑步發汗，一天喝掉20瓶礦泉水，兩天後退燒，跟上大部隊。
另一次則發生在戰亂國家，犯罪嫌疑人藏匿的地點正是反政府武裝控制的區域。據劉冬回憶，當時調開周邊人員、將嫌疑人押上警車之後，嫌疑人還很有信心地說「你們帶不走我」，因為他和當地反政府武裝的一些頭頭關系很好。果然，在返回政府控制區的途中，後面不停地有「追兵」尾隨。雖然最終成功擺脫，但回想起那個場景，劉冬依然感到驚心動魄，如果被追上，「後果不堪設想」。
除了公安部的精銳獵人組，省級的追逃辦現在也已全部成立，抽調當地各方的精銳力量。這支自上而下的隊伍的組建，正在為中國在全世界范圍內搭建追逃反貪「天網」作出貢獻。
組織——
「獵人聯盟」
反映國家意志
2014年，公安部宣布開戰「獵狐」行動；2015年，「天網」行動拉開序幕。二者之間有何關系，又有何區別？
如果說「獵狐」針對的是精準的「點對點」，建立在掌握明確清晰證據的基礎上的話，那麼「天網」更多地就是在「布局」和「撒網」，切斷外逃分子的一切後路。
如果從組織架構上看的話，這種區別就更加明顯：相對於以紀委、公安、檢察機關為主體的「獵狐」行動，「天網」的組成部門更廣——在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領導下，中組部、最高檢、公安部、人民銀行等部門都參與進來，綜合運用警務、檢務、外交、金融等手段，「抓捕一批腐敗分子，清理一批違規證照，打擊一批地下錢庄，追繳一批涉案資產，勸返一批外逃人員」。
換句話說，這一「獵人聯盟」的成立反映了中國打擊腐敗的堅定決心——不僅有打擊力度，更有預防和制度性的手段保障。
為什麼要如此不遺餘力地海外追逃追贓？就是因為長期以來，由於國家間存在的司法差異，境外成為一些貪官的「法外仙境」。倘若不能將這些外逃貪官繩之以法，就意味著中國法律在外逃人員身上失去效力，境外成為法律規制的「後門」。
「『獵狐』強調針對業已發生的犯罪的有目標性打擊，『天網』則更強調國際立體性的制度化努力，由點到面，不留死角。你一旦有貪污犯罪的行為，必會撞到網上。」中紀委監察部特邀監察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淑真說。
如果說國內的「獵人聯盟」來自部門間的通力協作，那麼國際上的「獵人聯盟」則體現更深層次的國際合作。
專家表示，中國的外逃人員有很大一部分是逃亡北美、歐洲、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但中國與這些國家地區之間大多尚未簽署引渡協議，很多時候只能通過個案推動，效率很低。但中國目前的做法則是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等國際性條例入手，以更加務實的方式推動案件進展。
確實，2014年以來，中國的動作頻繁：通過《北京反腐敗宣言》，成立APEC反腐敗執法合作網路，在亞太地區加大追逃追贓等合作；通過《2015-2016年G20反腐敗行動計劃》，要求建設反腐敗合作網路，拒絕為腐敗官員提供避罪港，讓全球反腐敗合作更加深入；發出「紅色通緝令」，向世界昭示中國決心……
這樣的做法正在贏得包括西方國家在內的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可。作為中國貪官外逃重要目的地的澳大利亞，已明確表示將協助中國追逃追贓；美國也傳遞出越來越強的合作信號，其司法部對喬建軍發出通緝令；加拿大、新加坡、紐西蘭等國同樣紛紛表態，拒絕為腐敗分子提供避罪天堂。
「重點突破外逃貪官所謂的『避罪天堂』，對於形成追逃追贓的常態化、高壓網路起到了綱舉目張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說。
❷ 多少家省檢察院可在線查行賄犯罪檔案
今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16（2018）》發布暨2018年中國法治發展研討會」在京舉行。《法治藍皮書》中發布的2017年度中國檢務透明度報告顯示，江蘇省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南京市人民檢察院位列檢務透明度前三。從地區維度看，較為經濟發達地區檢察院的檢務公開相對較好。
與此同時，利用信息化推進檢務公開，檢務公開與網上辦案、檢務公開與網上辦事的有機結合，也不斷推進形成良性互動。例如，在門戶網站的基礎上，各級檢察機關注重運用微博、微信及其他新媒體發布檢務信息。
10家較大的市檢察院網上公開抗訴書
《法治藍皮書》介紹，法律文書公開范圍走向全面化，人民檢察院案件信息公開網對公開法律文書進行了類型化處理，分為起訴書、抗訴書、不起訴決定書、刑事申訴復查決定書、其他法律文書等欄目。在起訴書日漸普及的基礎上，其他法律文書的公開，也走向常態化。
截至評估結束，通過自身門戶網站或信息公開網公開抗訴書的，有10家較大的市檢察院，佔比20.41%。通過自身門戶網站或信息公開網公開刑事申訴復查決定書的，有27家較大的市人民檢察院，佔比55.10%。另外，北京等地的檢察院將被害人權利義務告知的公開予以常態化。
同時，依託檢務公開，在線辦事功能得到強化。發布的數據顯示，提供行賄犯罪檔案查詢指南或查詢平台鏈接、聯系方式的，有20家省級檢察院和30家較大的市檢察院，分別佔比64.52%與61.22%。無錫市檢察院公開了《非公企業常見法律問題防範指南》，協助企業認清、防範法律風險。
在預決算公開方面，26家省級檢察院和19家較大的市級檢察院同時公開了2016年度的預決算和2017年度的預算，分別佔比83.87%與38.78%。江蘇省人民檢察院公布了全省檢察機關司法辦案主要數據。
藍皮書建議將公開嵌入檢察工作流程
針對檢務公開尚存的問題，《法治藍皮書》指出，檢務公開當前問題突出表現為部分檢察院不作為，仍有多家檢察院無網站或網站無法打開，一些檢察院網站缺乏必要維護導致網站不穩定乃至一度失效，門戶網站欄目空白的現象仍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檢察院公開持續性不夠，個別甚至出現停滯倒退；機構人員、指南須知類信息的公開，有待加強；檢務公開友好性不足等。
《法治藍皮書》給出了檢務公開加以完善的方向，提出檢務公開內容應全面化，應注重加強指南類信息的公開，在不違反保密要求的前提下探索量刑建議書、檢察建議、檢察意見等檢察法律文書的公開，適應大數據發展需求推進文書統計和檢務數據的公開。
同時，既要注重檢察院門戶網站建設，也要注意多渠道公開，形成合力，實現公開效果、傳播力和影響力的最大化。
此外，《法治藍皮書》還建議將公開嵌入檢察工作流程。借鑒政府信息公開和法院司法公開的經驗，將檢務公開嵌入檢務活動日程流程，落實「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的理念，實現檢務公開的制度化和常態化。
在信息無障礙服務能力建設上，建議按照《殘疾人保障法》《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的精神要求，檢察機關應帶頭加強網站無障礙服務能力建設，對門戶網站、微博、微信、客戶端等進行無障礙改造，建設網路信息無障礙服務環境，方便各類特殊群體、弱勢群體便捷快速獲取檢察信息。
一經發現，永不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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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時代已經到來，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推動高科技與檢察工作的深度融合，已成為一種必然趨勢。近年�恚�浙江省檢察機關建設「浙檢雲圖」等平台，在全省地圖區域展現數據地區分布情況和實時辦案數據信息，將分析後的數據以多種形式展現，為領導決策提供數據依據。貴州省檢察機關創建大數據司法辦案輔助系統，建立檢察機關信息資源目錄和政法機關統一數據交換標准，實現司法辦案智能化。此外，部分基層檢察院開發了移動辦公應用系統，藉助手機無線信息技術，打造移動辦公網路體系。本文對智慧檢務建設工程面臨的網路數據安全問題進行分類，分析不同類別的安全問題和應對策略，最後對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展望。
2 大數據交換共享的安全風險及應對策略
目前檢察專網與其他單位的數據往來主要是通過標識U盤，標識移動硬碟、光碟等介質，但是這種簡單的交換的方式只適用於少量數據交換，無法滿足大數據技術的數據要求，並且通過涉密介質進行的數據交換使得數據安全更加難以監管。目前，大數據共享交換平台技術可以解決數據共享問題，在建設使用該平台時，應對以下幾個方面進行關注。
2.1 大數據共享交換平台數據所有權方面
檢察機關將數據交換至大數據平台，與其他政法單位辦案系統進行對接，隨之而來減弱了對數據的控制能力。同時，平台服務商也具有訪問、利用、控制政府數據和業務系統的能力。一旦檢察機關用戶發現部分數據因法律或涉密問題，不適合進行交換共享，應當保證這部分數據能夠完全從共享交換平台服務中撤除。可根據目前相關的研究，還沒有標准或工具來檢驗服務商是否實施了完全永久性刪除操作[1]。
針對這種情況，檢察機關應當建立起相應的數據共享交換平台服務數據安全管理和審查機制，減少平台存儲交換數據的風險。對進行交換共享的數據嚴格審查，可先將數據按密級分類或數據內容先進行分類，制定相關的數據安全管理標准，合理確定共享交換的數據業務類型，建立數據採集分類管理員機制，明確數據安全管理責任和數據歸屬關系，平台的伺服器一定要設置在境內，保證敏感信息不出境。在數據管理方面還可以與平台運營商簽訂數據管理責任書，對運營商進行數據安全及保密警示教育，提高他們對數據運營的責任心。
2.2 大數據共享交換平台對各單位進行數據交換方面
檢察機關通過大數據交換平台與其他政府部門電子政務內網相關信息數據進行對接的過程中，會遇到多種安全風險。如交換數據有遺漏偏差、系統不同導致的交換環境復雜化。具體表現為各單位專網密級的無法互通、內網與互聯網難以進行安全的數據交換，計算機病毒易被偶然或者惡意的夾帶流轉、交換信息被惡意篡改等情況。
針對以上這些問題，大數據平台的建設機構可以根據不同情況採用基於電路開關的數據交換技術、基於內容過濾的交換技術、基於協議隔離的交換技術、基於物理單向傳輸的交換技術和基於密碼的交換技術等先進技術，並進行綜合運用。使用專用通信設備、專有網路安全協議、加密驗證機制及異常檢測技術進行不同網路之間的數據安全交換。此外，實現數據安全交換不僅依賴先進的技術設備，更需要建立嚴格合理的管理制度來進行綜合防範[2]。
2.3 大數據共享交換平台的數據管理方面
大數據依託的非關系型資料庫技術沒有經過長期發展和完善，在維護數據安全方面尚未設置嚴格的隱私管理和訪問控制許可權，缺乏完整性和保密性[3]。在維護涉及敏感個人和單位的數據管理方面，如授權出現疏忽，存在隱私泄露風險。
針對這種情況，大數據交換平台應在數據使用流程方面加強管控，構建大數據分類分級安全保護機制，明確內部數據使用的界限，保證數據流轉過程規范可控、敏感信息不被非法授權查看、復制甚至破壞。根據不同行業數據的敏感程度、秘密級別、可用性要求等對平台數據資產統籌分級分類，對特別重要的數據應設置隔離區。對數據進行數據統計分析、數據挖掘前，在保障數據可用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可對部分個人隱私信息和商業機密信息進行模糊化處理，降低安全風險。
3 移動辦公終端的安全風險和應對策略
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移動智能終端在人們的工作和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移動智能終端與電子檢務相結合，為檢察機關豐富了辦公渠道、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時，也為檢察機關保護和維護系統安全、數據安全帶來了更大的挑戰。
3.1 移動終端安全
移動終端設備體積較小，攜帶方便，在便捷的同時也容易丟失或被盜，非法獲取者可能獲取終端中存儲的敏感數據，甚至利用終端設備保存的信息冒充使用者身份訪問內部系統和數據，造成內部數據被竊和泄露。丟失被盜的終端設備不僅僅面臨著敏感信息的泄露，所丟失的設備也往往可能成為黑客攻擊單位網路的跳板。同時由於部分終端使用者的不良安全習慣，Root許可權存在著被濫用的可能。
針對這些情況，在移動辦公終端在丟失或處於不可信狀態時，終端自身應具有安全保護措施，確保其存儲的敏感信息不被非法獲取，其合法身份信息不被非法使用的功能。應同時開發相關的網路安全掃描工具來優化系統配置、查找安全漏洞，評估系統風險，為後台提供修改建議，消除安全隱患等。該安全工具還應對應用程序進行嚴格的管理和監控，保證應用的合法安裝運行，遇到惡意程序時要進行提示和刪除。最後，移動終端後台應設置硬體控制模塊，終端遺失後可以採取遠程擦除技術，避免數據泄露[4]。 3.2 通信網路安全
如果在用戶接入時，不能對接入終端合法性進行有效鑒別，將導致非法移動終端通過偽裝身份後，接入內部網路訪問內部重要資源，導致信息泄露。同時，移動智能終端是兼具辦公和私人使用功能，部分不明身份的無線網路存在AP偽造欺騙、嗅探監聽風險，一旦誤連接此類網路，將會增加移動辦公終端接入的安全風險，給內部數據的保護帶來了隱患。
針對通信網路情況，移動終端開發者應使用不易偽造的終端設備及嚴謹的終端網路認證管理接入方式，確保接入終端的合法身份，最大程度防止非法接入。這就要求，一方面需要對移動終端連接無線網路進行嚴格管理，避免接入不安全網路；另一方面，移動辦公終端連接內部網路時，強制執行安全連接和加密傳輸，最大限度地避免傳輸數據泄露。最終還要加強智能終端使用者的安全警示教育，避免其設備主動或被動連入不明身份的無線網路。
3.3 移動數據接入區安全
移動終端設備有個人和工作兩個用途，辦公內部數據和個人數據如不加以區分存放，或者明文存儲，容易導致數據丟失和被盜，且容易被部分APP非法使用，造成內部數據泄露。
針對這種情況可對移動設備終端安裝雙操作系統[5] ，一個設置為安全系統（工作系統），一個設置為生活系統（個人系統），兩個系統同時運行， 兼顧工作使用和個人使用，擁有各自獨立的數據存儲區，實現應用和數據的隔離。雙系統移動終端技術[6] 利用Linux Namespaces 機制提供的基於容器的虛擬化技術，實現資源有效的隔離。在工作系統內，通常還可以根據單位需求，從硬體驅動層進行限制，防止數據泄露。雙系統移動辦公終端配置不同的安全控制策略 ，有效避免工作應用和個人應用的混淆使用，減少內部數據外泄風險。
4 結束語
智慧檢務建設過程中要對外對內兩個方面、技術管理兩個層面上加強安全風險防範，構建科學實用的信息安全保密防護體系。在建設過程中，注重挖掘檢察機關內部的安全運維人才，提高檢察機關自身科技實力。向全體檢察幹警普及網路安全知識，提升檢察幹警的網路數據防護技能，形成重視數據安全的良好氛圍，全力推動智慧檢務工程的平穩運行。
❹ 檢察院實現信息化為什麼要重視數據管理工作
隨著時間的積累，檢察院的數據必然會越來越多。這些數據中包含著人員信息、檢務數據、案件信息等各類數據。那麼，檢察院不但需要把這些數據都保存下來，還需要將各類信息進行歸類，甚至有可能細化到每一個部門，並且，檢察院還需要將這些龐大的數據應用大數據的特點分析來完成一些工作。此時，檢察院就需要有一個完整的數據管理模式及手段，才能將這些龐大且又雜亂的數據變的有條不紊，從而將這些數據充分利用。
❺ 電子政務是干什麼的
一、什麼是「電子政務」？
電子政務，目前有很多種說法。例如：電子政府、網路政府、政府信息化管理等。真正的電子政務絕不是簡單的「政府上網工程」，更不是為數不多的網頁型網站系統。
嚴格地說，所謂電子政務，就是政府機構應用現代信息和通信技術，將管理和服務通過網路技術進行集成，在互聯網上實現政府組織結構和工作流程的優化重組，超越時間和空間及部門之間的分隔限制，向社會提供優質和全方位的、規范而透明的、符合國際水準的管理和服務。
電子政務是一個系統工程，應該符合三個基本條件：
第一電子政務是必須藉助於電子信息化硬體系統、數字網路技術和相關軟體技術的綜合服務系統；硬體部分：包括內部區域網、外部互聯網、系統通信系統和專用線路等；軟體部分：大型資料庫管理系統、信息傳輸平台、許可權管理平台、文件形成和審批上傳系統、新聞發布系統、服務管理系統、政策法規發布系統、用戶服務和管理系統、人事及檔案管理系統、福利及住房公積金管理系統......,等等數十個系統。
第二，電子政務是處理與政府有關的公開事務，內部事務的綜合系統。包括政府機關內部的行政事務以外，還包括立法、司法部門以及其他一些公共組織的管理事務，如 檢務、審務、社區事務等；
第三，電子政務是新型的、先進的、革命性的政務管理系統。電子政務並不是簡單地將傳統的政府管理事務原封不動地搬到互聯網上，而是要對其進行組織結構的重組和業務流程的再造。因此，電子政府在管理方面與傳統政府管理之間有顯著的區別。
二、電子政務的具體內容
電子政務的內容非常廣泛，國內外也有不同的內容規范，根據國家政府所規劃的項目來看，電子政務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方面：
1. 政府間的電子政務；
2. 政府對企業的電子政務；
3. 政府對公民的電子政務。
❻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是什麼級別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為正廳級事業單位。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院下設機內構，事業單位，團體組容織是正廳級。最高法院黨組書記、院長是副國家級，跟副總理相同。最高法院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院長是正部級。其他的黨組成員、副院長、紀檢組長、政治部主任是副部級。
省部級正職：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下屬部委行署室和事業單位（黨組）正職領導人（特殊規定的副職）各人民團體（黨組）正職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人大、政府、政協的正職領導人（特殊規定的副職），國家正部級企業正職領導。
(6)檢務大數據擴展閱讀：
最高人民檢察院介紹如下：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與中國政法大學簽署《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與中國政法大學框架合作協議》。《協議》明確了雙方合作重點，雙方將在人才培養、科研創新、教學培訓、案件辦理。
司法大數據和智慧檢務創新等方面開展積極合作，共同促進行業發展。同時，「中國政法大學證據科學教學實踐基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實訓基地」掛牌成立。
❼ 出入境檢驗檢疫輔助員是個什麼崗位,做什麼的
出入境檢驗檢疫輔助員在系統內我們稱之為協檢員，顧名思義是協助檢驗檢疫員做查驗工作的人，也可以檢務方面的工作，沒有行政執權，體制為聘用制。優勢是工作穩定，可以邊工作邊學習，為考取公務員或事業編製作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