❶ 论六家之要指

这完全不是一本书，是司马谈的一篇文章。他儿子司马迁在《史记》的最后一卷《太史公列传》中附上了。很短很短。
而楼上引用的杂乱无章的内容不但是论六家要旨的内容，还把古人对史记的注疏《史记正义》和《史记索隐》的内容一块加上了。（估计这位仁兄自己都没仔细看，也不知道里面频繁出现的“正义”和“索隐”是什么意思）。LZ可以去国学数典论坛（http://bbs.gxsd.com.cn/index.php）上下载完整的《史记》和各种相关的注释。肯定能让你又看到文章又看懂文章。

我后来发现网络上的这个词条很不错：http://ke..com/view/827985.htm
原文加注疏，均有。
《论六家要旨》真的不是一本书，内容确实只有这些。

❷ 我国周边少数民族的演变与发展

当代少数民族的起源、形成与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

一、少数民族历史演变的基本情况

（一）满族

1.满族的起源与形成。满族的名称是在明朝末年才出现的。但满族发展的历史却很久远。历史上活动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肃慎人、挹娄人、勿吉人、(革末)吉人和女真人，都是满族不同时期的先人（其中十三世纪初，被蒙古族灭亡的金国的女真人是满族的直接族源），到明朝初期，原来就以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为中心，散布在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东达海滨的女真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明朝和朝鲜掠夺的欲望和交换的要求，逐渐结成新的联盟，开始了频繁的南迁。重新分布于长白山周围和辽宁省的东部．北部地区，大部分定居，并以农耕业为主。以后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并建立了“大金国”，完成了满族统一的大业。1635年，皇太极废除女真的旧称，定族名为“满洲”，简称满族。
2.满族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满族形成后不久就建立了大清王朝。大批满族人随着入关。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满族人分布范围扩大到北京和全国其他许多大中城市，后因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普遍改用汉语；同时又由于大量汉人移居关外，使留在东北的满族也逐渐改用汉语。清朝灭亡后，满族人就散居在全国各地。有些零星分散的，被迫隐瞒了民族成分而改称他族，或被汉族同化。较为聚居的地区仍保留有满族的称号。这就是目前分布在北京、成都、西安等大中城市及河北省青龙、丰宁两个满族自治县内的满族的历史来源。原来就留在东北境内的满族，在清朝灭亡之后基本没有大的变动。一部分逐渐聚居在目前辽宁省的岫岩、凤城和新宾等三个自治县内，其余的分散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以辽宁省为最多。

（二）朝鲜族

我国境内的朝鲜族，是从朝鲜陆续迁来的。 朝鲜族的最早迁入开始于十七世纪末的清代初年。当时朝鲜族中的一些苦难农民，越过两国的边界——鸭绿江和图们江，在我国境内的沿江一带开荒种地，并逐渐定居下来。以后规模较大的迁入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869年。当时朝鲜北部发生了空前的大饥荒，大批饥民为了寻找生路，不顾清王明的禁令，扶老携幼，涌入中国。据统计，1870年在鸭绿江北岸一带已有28个朝鲜族聚居乡。到1881年定居在吉林延边地区的已达一万多人。1883年聚居吉林省的辑安、临江和辽宁省的新宾等地的朝鲜族有37000多人。 这一时期也有少数朝鲜人沿乌苏里江一带迁入黑龙江省境内的。随着朝鲜族移民的不断迁入，迫使清政府把封禁政策改为招民开垦政策，以索取兵饷，充实边防。正式设立“招垦局”，并在图们江北岸长约七百里、宽约五十里的地区划为朝鲜族居住地建立行政机构，从而构成了朝鲜族在我国的最初分布状况。
朝鲜族的第二次大迁入是1910年以后。日本吞并了朝鲜，迫使一部分丧失土地、生活贫困的朝鲜人大批进入我国东北。朝鲜族的分布地区也逐渐扩大，除延边外，沿鸭绿江南段的吉林、辽宁东部地区人数不断增多，同时有的已开始深入到长春附近地区。到1918年，居住在东北各地的朝鲜族已达36万余人。这些迁入的朝鲜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种植，因此对东北地区水田农业的开发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建国以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和朝鲜族较高的文化教育水平，使一部分朝鲜族知识分子进入东北和内地的许多大城市，仅在北京工作的就达数千人之多。

（三）蒙古族

1.蒙古族的起源和形成。蒙古族的族源是五世纪时的室韦，其祖先最早居住在额尔古纳河一带。七世纪时西迁到鄂嫩河——石勒喀河和克鲁伦河流域。十一、十二世纪时，活动范围扩大到整个蒙西高原，并由许多部落组成。“蒙古”是其中一个部落的名称。1206年，铁木真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蒙古国，加快了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逐渐融合为一个新民族共同体，“蒙古”也由原来的一个部落名称变为整个民族的名称。
2.蒙古族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蒙古族在我国之外的主要聚居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我国境内的蒙古族，百分之七十以上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在新疆、甘肃、青海和东北等地的巴音郭楞、博尔塔拉、海西、甘南四个蒙古族自治州和布克赛尔、肃北、河南、阜新、喀喇沁左旗、前郭尔罗斯、杜尔伯特等七个蒙古族自治县，此外在宁夏、河北、河南、四川、云南、北京等地也有少数聚居或散居。蒙古族的这种分布现状有三个特点：一是聚居地规模差别大，大到一个自治区，小到一个村庄；二是聚居地区多，仅自治地方就有12个；三是聚居地的范围广，从东北到西北，从内蒙古到大西南，分布在十多个省区。蒙古族地理分布现状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原因。
首先，政治统治的需要。随着蒙古族日益强盛和占领区的不断扩大，为了加强统治，1260年忽必烈把统治中心从漠北的和林迁到燕京（后称大都，即今为北京）。1271年建立元朝和统一全国后，把被占领的地区分为许多块封建领地，由蒙古人直接管理。没有被分封的地方，也是派蒙古族担任军政首领。这样蒙古族的分布范围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由蒙古高原扩大到全国各地及中亚一些地区。
其次，是民族斗争的结果。元朝灭亡之后，大部分蒙古人退回漠北地区，一部分留在原来的封地内。为了防止北移的蒙古人的侵扰，明代在东起辽宁，经今内蒙古地区和甘肃北部，西到哈密一带先后设置了二十多处蒙古族卫所。以后蒙古族又经过统一和分裂，一部分又迁入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清代进一步加强了对蒙古族统治，参照八旗制调整了蒙古大小封建领地，建立了盟旗制度，从而使蒙古族的地域分布基本上固定下来，沿袭至今。目前蒙古族聚居在内蒙古及辽宁、吉林、黑龙江、新疆、青海、甘肃等地的分布现状都是这样形成的。还有少数蒙古人加入军队或作为官员被派遗到各地，加上元朝灭亡后留在地方的少数蒙古人，就形成了目前河南、河北、四川、云南、北京等地一些散居分布的现象。

（四）回族

1.回族的起源与形成。回族的族源比较复杂。就构成的成份来看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就迁入我国的时间来看主要有两个时期：早期的是从唐初至宋末的五六百年间，从海上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商，最后留居在广州、泉州、杨州等地的阿拉伯人。后期的，也是最主要的是十三世纪中叶被蒙古族先后征服的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中亚和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除阿拉伯人、波斯人外，还有其他一些民族。这些征服的民族，由于各种原因随蒙古军从陆上经过新疆来到中国。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被蒙古族征调过来的“西域亲军”中的“回回军”。这些在不同时期、经不同线路到中国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经过与汉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特别是与汉族一百多年的溶合演变，到明代时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民族，因“回回军”而得名回族。
2.回族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回族目前的分布除主要聚居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外，还有甘肃临夏、新疆昌吉两个回族自治州和甘肃张家川，青海化隆、门源、大通、民和，新疆焉耆，河北大厂、孟村等八个回族自治县，贵州威宁、云南巍山和寻甸等3个回族彝族自治县，此外在河南、 山东、安徽、湖北等省还有以民族乡和与汉族杂居等形式的零星分布。总之大分散、小集中，是回族最基本的分布特点。分散范围之广，分布地区之多，都是其他民族所不能相比的。回族这种分布局面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其一，是本族先民迁入的时间和路线不相同。从海上来的分布在东南沿海各主要城市，从陆路来的主要在西北及内地一些城市。
其二，是本族先民的职业成份复杂，迁入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包括军士、工匠、商人学者、贵族、掌教和普通的老百姓。由于职业和生活的需要，对于居住地的环境要求也就不同，因而开始就分散在许多地方，奠定了大分散的分布特点。例如，军士主要驻防在河西走廊与宁夏、河南、山东、河北及云南等地。后来这些分驻各地的军士，除了小部分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被称为“屯戍”人户外，大部分随地入社，成了普通农民，他们或聚居，或杂居。商人、工匠等又多分居在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上。贵族和学者多住在各级政治中心城市。
其三，是宗教信仰的凝聚作用。回族虽然从一开始就居住分散但却没有被同化或融合，反而始终保持一个独立民族的特点，使大分散中的小集中能够存在下来，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成为回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的一个基本条件。分居各地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建筑清真寺院，并围寺而居，在多民族的环境中，自成格局，俨然是一个个小的阿拉伯世界。
其四，是特殊的社会政治地位。由于随蒙古军东来的许多回回人对元朝的开国及其军事、政治、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回回中的上层人物直接参与了元朝的政事，被朝廷作为“色目人”，给予高于汉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享受特殊待遇。这也成了促成回族民族自我意识形成的一个因素，使得回族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能保持着本民族的独立性。

（五）维吾尔族

1.维吾尔族的起源与形成。维吾尔族是西北和新疆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维吾尔族的直接渊源是唐代时先称回纥、后改为回鹘的民族。唐中叶，回鹘被黠戛斯击溃，诸部离散。其中向西迁移的有西州回鹘和葱岭回鹘。以后这两支回鹘与早就分布在天山以北和西部草原游牧的突厥语各部，与居住在南疆地区操焉耆、龟兹、于田语的人，以及自西汉开始历代移居来的汉族人，唐代时迁徒来的吐蕃人等长期相互溶合，逐步形成了一个新民族。后来，这个民族共同体里又增添了契丹人、蒙古人的成份。他们自称“维吾尔”意思是“团结”、“联合”。不久，伊斯兰教取代了回鹘人原来信奉的萨满教和佛教。共同的信仰，使这个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巩固下来。到十二世纪初维吾尔族基本上形成了。
2.维吾尔族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维吾尔族基本上分布在天山以南地区，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口分布在新疆以外的湖南、云南、贵州的个别地方。形成了与回族完全不同的大集中小分散的分布特点。大集中的形成，首先是因为新疆是维吾尔族的发祥地，那里有以吐鲁番和喀什为代表的两大回鹘文化中心，成为吸引维吾尔族的强大凝聚力。其次是由于新疆远离内地，维吾尔族也从没有强大到大规模进入内地的力量和要求。相反，蒙古族兴起后，现在的新疆大部分地区属于察合台汗国领地。蒙古人不仅把分散的维吾尔族统一起来，还使他们的分布地域基本稳定下来。清代，中央政权进一步控制了新疆，维吾尔族得到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主要聚居的南疆八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嘛沙尔）在清政府的治理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再次是维吾尔人大多以从事种植业为主，南疆的绿洲地带有良好的农耕条件，而周围地区除了大山就是荒漠，只要不受到来自外部的干扰，他们就没有必要离开那里，象游牧民族那样四方飘泊。
维吾尔族中的极少一部分分散在远离新疆的内地和西南，那是由于历史政治原因造成的。如明朝初年（1372年）朝廷从新疆征调了一批维吾尔军士，携其家属到湖南的常德、桃源等地屯兵戍守，以后就世代定居下来。分布在云南、贵州的零星维吾尔族，也属于这种原因。

（六）哈萨克族

1.哈萨克族的起源与形成。哈萨克族的族源也很复杂。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四世纪，居住在今新疆伊犁河谷和前苏联境内伊塞克湖周围地区的乌孙人，以及更早些时候就居住在这里的塞种人（白种人）和月氏人，是哈萨克族最早的先世。六世纪后半叶，游牧于阿尔泰山地区的突厥人，在天山北部的乌孙故地与乌孙人首先开始了哈萨克族最早的溶合，以后又有契丹人、蒙古人先后也加入了哈萨克民族的形成溶合之中。随着蒙古人势力的不断扩张，溶合后的早期哈萨克人的分布范围曾扩展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十五世纪六十年代，在锡尔河下游地区游牧的早期哈萨克人从蒙古人的金帐汗国分裂出来，向东迁移到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流域。由于他们是为反抗和摆脱压迫与统治而迁移的，因而得名“哈萨克”，意为避难者，或脱离者。这部分人后来又不断地与南迁的乌孜别克人和由游牧转向定居的蒙古人溶合，并建立了哈萨克汗国，正式形成了以“哈萨克”之名见称于世的新的民族共同体。
2.哈萨克族地理分布历史演变。哈萨克族是个跨境的民族，在我国境内的主要集中在新疆的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和木垒、巴里坤两个哈萨克族自治县以及乌鲁木齐市。在甘肃省的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等地也有聚居。境外的哈萨克人主要集中在前苏联的哈萨克共和国境内。哈萨克族的这种分布状况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历史上的哈萨克人游牧范围十分广阔。十六世纪前期，分布西至乌拉尔河，南到塔什干，北接伊施姆河，东达天山南北的广大地区。从十八世纪中叶起，沙俄势力侵入中亚，开始蚕食中国领土，逐步吞并哈萨克草原和哈萨克人居住的其他地区，使一部分哈萨克人中断了与祖国的联系，并被迫迁移到沙漠地带。1860年到1883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调所谓“人随地归”，先后割占原属我国新疆地区的土地40多万平方公里，使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哈萨克族人民成了异国公民。原来就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及划界后纷纷投归祖国的哈萨克人，主要聚居在伊犁地区和博尔塔拉一带，部分在阿尔泰山以南地区。这就是今天新疆哈萨克族聚居地形成的由来。清代，还有部分哈萨克人因军事征调和其他原因，流散在甘肃、青海等地，建国以后这部分人中约有25000多人先后回到故地阿勒泰，重建家园。

（七）藏族

1.藏族的起源与形成。藏族是由历史上的吐蕃直接发展来的。 藏族与吐蕃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两个名称。吐蕃是在青藏高原上土生土长起来的一个民族。七世纪初，吐蕃王朝建立，标志着吐蕃民族的正式形成。在以后的发展中，吐蕃又先后融合和同化了许多部落和民族，壮大了自己的民族成分。“吐蕃”作为民族名称，在历史上一直沿用。直到民国时期才正式统一命名为藏族。“藏”是藏语对西藏地区前后两部分的译音合称。藏语称前藏为“乌思”，称后藏为“藏”。
2.藏族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藏族今天的分布地区，除西藏外， 还有青海和甘南的大部分地区，云南和川西的横断山区。藏族这种虽地跨数省，但又相互连片的分布格局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自然的原因。
藏族现在分布的地区，基本是历史上吐蕃强盛时期所占领的地区，以及以后被他们兼并、融合和同化的一些部落、民族的分布地区、这些部落和民族有：羌人的支系羊同人和白兰人、党项人、吐谷浑人等。吐蕃强盛时还曾占领过河西今甘、青境内部分地区和安西四镇（今新疆境内）等地，也同化了在他们统治下的部分汉人和西域各族人民。
吐蕃分布地区的主体是青藏高原。这里自然环境与其他地区差别太大，地势高，气候寒冷，交通不便，土地贫瘠。不适于发展农耕业。因此在长期的发展中，很少有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迁入。这使得藏民族共同体及其分布的地域一直没有太大变化，得以完整的延续下来。

（八）彝族

1.彝族的起源与形成。彝族的先民，与分布于我国西部的古代氏、羌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汉时彝族的一支先民就以“昆明”为名。东汉时的“叟”也是对当时彝族先民的称呼。唐宋时期的乌蛮人（元以后被称为“罗罗”）是彝族的直接前身。由于种种原因所造成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彝族的形成过程出现了二元化的现象。一支是以云南的彝族为代表，是在国家产生的基础上形成的。唐代南诏国的建立标志着这支彝族的真正形成。另一支是以四川凉山地区北部乌蛮的彝族为代表。他们没建立过国家，而是首先联合成部族，再由部族发展成民族的。
2.彝族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彝族主要分布在川、滇、黔、桂四省区内，即四川的大渡河以南和雅砻江支流以安宁河两岸的大凉山地区，以及云南的金沙江、元江、哀牢山、无量山之间的地区及滇西的华坪、宁蒗、永胜等被称为云南的“小凉山”的地区，贵州的安顺、毕节两地区，广西的隆林、睦边两县。彝族分布的这些地区自然环境都比较差，绝大部分是地形十分复杂的高山，有的属于高寒山区，平坝和河谷地带很少。这种分布格局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
在秦汉时期，彝族先民的活动中心大约在云南滇池周围和四川邛都（今西昌东南）地区，从事农耕业或游牧业。后来向南迁到“诺以”、“曲以”两水沿岸，即金沙江和安宁河流域。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他们又从金沙江、安宁河流域和滇池、哀牢山等地逐渐扩大到滇江北、滇南、黔西北及广西西北部等地。唐代南诏国和宋代大理国的建立，使彝族的分布范围扩大到国家势力所及地区。到了元代，中央政权在云南彝族的聚居地区设置了路、府、州、县和宣慰司，在贵州水西地区（今黔西、大方一带）设置了宣慰司，在四川的雷波、屏山、金沙江两岸等地设置马湖路，在西昌、冕宁、普格一设置建昌路，在大、小凉山设置罗罗斯宣慰司。这种行政区划的确定，使彝族的地域分布基本上稳定了下来。明代在彝族地区实行流官、土官和土流兼治三种行政管理办法，扩大了封建地主经济的影响，加之大量的汉族移民，对彝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起了十分显著的促进作用。清代实行“改土归流，加强了对彝族地区的直接统治，进一步促进了封建地主经济的确立。

（九）白族

1.白族的起源与形成。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汉晋时期的（棘人）是白族的直接祖源，唐宋时期的白蛮是其前身。白蛮不仅参与了唐时的南诏国政权，而且还作为主体亲自建立了大理国封建农奴制国家。唐宋是白族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个期间白族与中原地区互通有无，交往密切，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汉族的影响，促进了本民族的发展，还同化了一部分迁移来的汉族。
2. 白族地理分布的历史演变。 目前我国白族的地理分布比较集中，80%以上聚居在云南境内位于洱海之滨、又有金沙江横贯东西的大理地区，近20%的白族散居在四川西昌和贵州毕节等地。 这是一种大集中与小集中并存的分布方式。
大理作为白族的最大集中地，不仅是因为洱海地区是白族的发祥地，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很久以来就同内地有着密切的关系，基本上保持着社会比较稳定，经济相对发展，人民生活安宁的环境。西汉时在此设立了叶榆、云南、比苏、唐等县，隶属益州郡管辖，还把大批汉民迁移到这里，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器，促进了洱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东汉时洱海地区改属永昌郡。三国时诸葛亮征云南后在洱海地区设置云南郡。唐代先在此设置姚州都督府，后又扶持南诏地方政权。大理与宋朝及内地也相处很好。元朝在云南建立了行省，在大理设置了大理路和鹤庆路。明朝在大理洱海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废除世袭的土官，改派“流官”治理，又在洱海地区长期以来基本上保持了行政区划和建制的连续性，因而维持了地域关系的完整和社会政治经济的相对稳定。

❸ 司马迁的遭遇与史记成书的关系

个人认为司马迁是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后，见识了统治者的独裁统治，才发奋写书，把自己的愤怒和不平都表达到书里。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❹ 我国有哪些职业围棋手啊

1、陈祖德，中国围棋职业九段棋手。

陈祖德是中国围棋六七十年代的领军人物，他不仅是第一个战胜日本职业九段的中国棋手，也是中国棋院第一任院长。

陈祖德在围棋上有开创性的成就。1965年中国围棋代表团访日期间，陈祖德在实战中推出了他的围棋新型布局，取得巨大反响。围棋界称陈祖德的新型布局为“中国流”。其优点为速度快，胜率高，后成为国际最流行新型布局。于是，人称陈祖德是“中国流布局”的创始人。

❺ <史记> 的有关资料

第五章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

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

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司马迁从此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蒙挫受折坚持不懈。

大概在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主持了改历工作以后就开始写作《史记》，这年他四十二岁。至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兵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触怒汉武帝，竟被处以宫刑。此后他隐忍苟活，发愤著述，为了完成《史记》的创作而顽强奋斗，大约到太始四年（前93年）基本成书。再后的情况无史料可考，据推测可能卒于武帝末年。

2、《史记》体例

史记》是一部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武帝，记述了三千年的历史发展情况。它开创了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体裁，全书包括十二本纪、八书、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记帝王之事，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一般采用编年的写法；“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人物的传记，其中还记述了国外和国内少数发展的发展历史。

3、《史记》的人民性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饱蘸了感情，表现出鲜明的倾向。对于最高统治者的残忍、欺诈、虚伪等丑恶的本质，总是通过一定方式加以揭露。如刘邦是汉代的开国君主，司马迁在肯定他推翻暴秦结束楚汉战争的战乱，统一国家的业绩外，也在有关人物的传记中将刘邦身上不光彩的阴暗东西暴露无遗。如在《项羽本纪》中通过两人在斗争中的各自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邦与项羽的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怯懦、猥琐和无能。在《留侯世家》等传记中写了他的贪财好色，在《萧相国世家》《淮阴侯列传》里写了他的猜忌杀害功臣的残忍本性。即使本朝的皇帝他也没有讳忌，如揭露武帝信用酷吏残害人民、愚蠢地迷信神仙言士等。

对官僚集团、贵族阶级的尔虞我诈，以势相倾的种种实情，描写得入木三分。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写窦婴与田蚡的种种矛盾明争暗斗，揭露了这一阶级的世态炎凉和他们的阴暗心理。由于司马迁的《史记》敢于面对现实，无情地暴露统治阶级的本质，赢得了“实录”的称誉。

司马迁将人民聚众反抗放在酷吏残酷压迫的背景上来表现，承认其合理性、正义性，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阶级局限。对于我国第一次农民起义——陈涉起义，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对于陈涉的失败，司马迁也作了较全面的总结。对于项羽为推翻暴秦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加以讴歌，对他的暴虐和杀戮无辜则给予了批判。

司马迁肯定英雄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的同时，也隐约认识到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对于推动历史的促进作用。《史记》中为工商业者、医生、侠客、儒生、辩士都立了传，承认他们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司马迁对触犯封建阶级法律的游侠是肯定的，因为象朱家、郭解那样的游侠“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在当时成为抑制豪强拯民危难的一种社会力量。记叙统治集团中的人物，司马迁也以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去衡量，李广将军获得了司马迁的赞颂，赞颂的基点就是放在他的爱兵如子上。

《史记》中写了一系列的爱国英雄，如蔺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风亮节，廉颇为了赵国利益勇于改过，都获得了司马迁的热情讴歌。这些形象到今天都还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好教材。

4、《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手法

1）人物置于矛盾冲突的旋涡之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动显示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一节，是消灭秦帝国后起义军中两个集团的内部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的第一次面对面的较量。在刀光剑影中纠集着项羽集团和刘邦集团的矛盾，项羽集团内部主战、主和派的斗争，项羽是这些矛盾的结集点。从项羽对种种矛盾的处置，显示出他的幼稚、仁慈、坦率种种心理因素，而刘邦在这一场面中也显示了他的灵活、狡诈的性格特点。《魏其武安侯列传》中“庭辩”一节，田蚡、窦婴双方的矛盾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朝中的大臣在这一矛盾冲突中每人作了表演：韩安国世故圆滑，既说窦婴对，又肯定田蚡，将矛盾上交，“唯明主裁之”；郑当时开始说窦婴有理，后又不敢坚持。笔墨不多，却勾划出官僚们的面貌。

2）司马迁也善于选取富有表现力的生活细节，揭示人物的性格及内心世界。如写石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通过这一小事，石庆的谨小慎微的性格以及伴君如伴虎的心情，跃然纸上。

3）多角度地烘托突出主要人物的性格。如对信陵君的刻画，作者重点写了他亲迎侯生的面，通过侯生毫不谦让直上公子上座，侯生故意久立市中以微察公子，写市人皆观公子执辔，写公子从骑者窃骂侯生，写宾客们的惊讶，就是通过这些不同人物的不同态度，突出信陵君谦恭下士的性格特点。

4）通过人物的对话、独白，成功地显示了人物的性格和声音笑貌。如写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始皇的出行，项羽在观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也”，显示出他的雄心勃勃，又看出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邦在咸阳见到秦始皇出行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在《张丞相列传》中以“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将周昌口吃的样子写得惟妙惟肖。

司马迁在写人物传记时，为避免重复，经常使用“互见法”。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种“互见法”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如在《项羽本纪》中主要突出项羽的喑呜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而与这一主要特征相矛盾的其他方面，则放在别人传记中补充叙述，既突出主导的性格特征，又免得顾此失彼，达到了性格的完整化。

史记的文学成就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应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①，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①这里也有史学和文学逐渐分离的必然因素。
《史记》的故事，又有不少是富于戏剧性的。司马迁似乎很喜欢在逼真的场景、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他的故事，由书中人物自己直接行动以表现自己，使读者几乎忘记了叙述者的存在。如《李将军列传》中的一个场景：
（李广）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
这像是一个很好的戏剧小品。另外，像著名的“鸿门宴”故事，简直是一场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独幕剧。人物的出场、退场，神情、动作、对话，乃至坐位的朝向，都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段故事不需要花多少力气，就可以改写成真正的戏剧作品在舞台上演出。这一类戏剧性的故事，具有很多优点：一则具有逼真的文学表现效果；二则避免了冗长松缓的叙述，具有紧张性，由此产生文学所需要的激活力；三则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最容易展示人物的性格。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过去的著作也已有所积累。在《左传》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个性的人物形象；到了《战国策》，人物的描写更为细致，性格也更为鲜明。但由于它们以历史事件为本位，人物的描写只是片断地散见于叙事之中，缺乏完整性。另外，像《晏子春秋》专写一人之事，也很值得注意。不过，它也只是把晏子的许多故事结集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总之，在汉代以前，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人物传记，人物形象的刻画，总的说来也还比较简略。《史记》在这样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把中国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提高到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
从总体上说，《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具有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个性较鲜明三大特点。它以大量的个人传记组合成一部宏伟的历史，其中写得比较成功、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如项羽、刘邦、张良、韩信、李斯、屈原、孙武、荆轲等等，就有近百个。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这些人物来自社会的各种阶层，从事各不相同的活动，经历了不同的人生命运。从帝王到平民，有成功者有失败者，有刚烈的英雄，有无耻的小人，共同组成了一条丰富多采的人物画廊。这些人物又各有较鲜明的个性。不同身份、不同经历的人物固然是相互区别的，身份和经历相似的人物，也并不相互混淆。张良、陈平同为刘邦手下的智谋之士，一则洁身自好，一则不修细节；武帝任用的酷吏，有贪污的也有清廉的……。凡此种种，在给予我们历史知识的同时，又给予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
对各种历史人物，司马迁亦有偏爱。那就是“好奇”，就是喜爱非凡的、具有旺盛生命力与出众才华的人物。那些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那些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那些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那些胆识过人、无往不胜的将帅，那些血溅五步的刺客，那些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这些非凡的人物，构成《史记》中最精彩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史记》洋溢着浪漫的情调，充满传奇色彩。尤其将秦汉历史剧变之际人物的传记合起来作为一个单独的部分来读，真是像一部英雄史诗。
在描写人物一生的过程中，司马迁特别注重表现人物命运的巨大变化，如写那些建功立业的大人物，常写他们在卑贱时如何受人轻视的情形；而写那些不得善终的大人物，又常写他们在得志时是如何地不可一世的情形。前者如刘邦、韩信、苏秦，后者如项羽、李斯、田横。又在这变化过程中，充分暴露出当时人的诸如势利、报复心之类普遍的弱点。如刘邦微贱时嫂子不给他饭吃，父亲也不喜欢他，成功之后刘邦不肯忘记把他们嘲弄一番；李广免职时受到霸陵尉的轻蔑，复职后他就借故杀了霸陵尉；韩安国得罪下狱，小小狱卒对他作威作福，他东山再起后，特地把狱卒召来，旧事重提……。这些命运变化和恩怨相报的故事，最能够表现人与环境、地位的关系，揭示出人性的复杂性。
司马迁非常清楚地知道：迎合社会、迎合世俗的人，往往得到幸福；反之，则容易遭遇不幸。他常常用比较的方法，表现他的这种看法。如《苏秦列传》写才能杰出的苏秦被人刺死，他的平庸的弟弟苏代、苏厉却得享天年；《平津侯主父偃列传》写主父偃锋芒毕露而遭到灭族，公孙弘深衷厚貌却安享富贵尊荣……。但司马迁绝不赞美平庸、苟且、委琐的人生。《史记》中写得最为壮丽动人的，是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项羽本纪》写项羽最后失败自杀，竟用了一二千字，作为历史记载，可以说毫无必要；作为文学作品，却有一种淋漓酣畅的效果。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因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屈原为了崇高的理想抱石沉江……。在这种反复出现的悲剧场面中，司马迁表现了崇高的人对命运的强烈的抗争。他告诉人们：即使命运是不可战胜的，人的意志也同样是不可屈服的。我们从中看到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中那种壮烈的人生精神，为之感叹再三。
对于《史记》所描写的人物，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面目活现，神情毕露，如日本近代学者斋滕正谦所说：“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史记会注考证》引《拙堂文话》）这种艺术效果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史记》注意并善于描写人物的外貌和神情，使得人物形象具有可视性。如写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李广“为人长，猿臂”，蔡泽“易鼻、巨肩、魋颜、蹙齃、膝挛”等等，虽然比较简单，却各有特征。而且司马迁很少单纯地描写人物外貌，而总是同人物的性格有某种或隐或显的联系，所以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譬如读过张良的传，我们很难忘记他的“如妇人好女”的相貌。神情的描写则比比皆是。《廉颇蔺相如列传》写蔺相如使秦，秦王欲强夺和氏璧，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怒发上冲冠”，好像可以亲眼看到一样。
生活细节的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展现其内心世界的基本手段。这在一般历史著作中出现很少，在《史记》中却相当多。《李斯列传》一开始就是这样一段：
（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臂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单纯从史学角度来看，这种细琐小事是毫无价值的。但从文学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地揭示了李斯的性格特征、人生追求。又如张汤儿时劾鼠如老吏，刘邦微时的豪放无赖，陈平为乡人分割祭肉想到宰割天下等等，都是由细琐的事件呈现人物的性格，避免抽象的人物评述。自然，在这种描写中，难免有传说和虚构的成分。
对话往往最能活生生地体现人物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社会地位，也为《史记》所注重，有许多优秀的例子。刘邦、项羽微时见秦始皇巡游的威仪，各说了一句不甘于自己地位的表白。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多有羡慕；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则更多仇恨与野心，可以看出他们当时不同的处境。韩安国下狱为狱卒所辱，他以“死灰岂不复然”威胁狱卒，狱卒大言不惭地说：“然即溺（尿）之！”活现出小人物在可以欺凌大人物时不顾一切的粗野和痛快。《陈涉世家》写陈胜称王后，旧日种田时的伙伴见了他的宫殿，惊叹说“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用了乡间的土语，表现说话人的质朴鲁莽，也是非常生动逼真的。
前已提及，戏剧性的场景，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绝好手段。因为在尖锐的矛盾冲突的焦点上，各种人物都依据自己的利益立场、处世习惯、智慧和能力、与他人的关系，紧张地活动着，既各显本色，又彼此对照，个性能够表现得格外鲜明。如在“鸿门宴”一节，我们可以那样清楚地看到刘邦的圆滑柔韧，张良的机智沉着，项羽的坦直粗率，樊哙的忠诚勇猛，项伯的老实迂腐，范增的果断急躁。同样的例子，还有荆轲刺秦、钜鹿之战、窦婴宴田豳等等。司马迁是喜欢把人物放在这样的场景中来表现的。
总的说来，司马迁描绘人物形象，主要是在具体的行动中，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在人物的命运变化中，在不同人物之间的对比中完成的；由于司马迁对各种人物都有深刻的观察，对人的天性及其在不同环境、地位上的变化有深刻的体验，这些人物形象才能如此活跃而富有生气地浮现在我们面前。
《史记》的语言艺术，也历来受到人们的推崇，被尊为典范，代表了骈文出现以前所谓“古文”的最高成就。
从战国诸子的文章、纵横家的游说之辞，到汉代一些代表性作家如邹阳、枚乘、贾谊等人的散文，可以看到铺张排比被作为一种普遍的手段。司马迁在吸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抛弃了铺张排比，形成淳朴简洁、疏宕从容、变化多端、通俗流畅的散文风格。《史记》中极少用骈俪句法，文句看起来似乎是不太经意的，偶尔甚至有些语病，却很有韵致、很有生气。因为司马迁在叙述中始终是倾注情感的，根据不同的场面，出于不同的心情，语调有时短截急促，有时疏缓从容，有时沉重，有时轻快，有时幽默，有时庄肃，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司马迁对古代语言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都有很高的修养，并且善于把两者融合成统一的整体。他引用古代史料，都经过适当处理。对最古老的、同当时语言已经差距很大的《尚书》，是彻底的译写；对《左传》、《国语》，有很多的改动；对同当时语言最接近的《战国策》，则主要是作剪裁功夫，有时也大段抄录。《史记》基本上属于书面语，但同当时的口语距离并不很远。书中还广泛引用了许多民谚民谣，如《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形容李广不善言辞而深得他人敬重，既富于概括性，又富于生活气息。此外，前面说到《史记》写人物对话，常使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也增加了语言的生气。后人把《史记》的文章作为一种典范来学习，但不少人忽略了《史记》语言的主要特色，就在于它充满情感、富于生气。

❻ AppServ安装好后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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